“我们来了，就是胜利。”这句朴素的话语背后，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约定。2025年深秋，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1955届（高机九届）的二十余位校友。他们的平均年龄90岁，最年长者已96岁，最年轻者87岁，这是他们毕业70周年岁月里的第四次大相聚。12月中旬，他们合力完成三万五千字图文并茂的纪念册。当翻开这本三万五千字的纪念册，这群平均年龄90岁的学长们，用一生的足迹，共同绘制了一部新中国的工业奋斗史。
了不起的8公里：他，触摸过国家的天空
翻开上海理工大学55届校友的纪念册，有一位来自福建莆田农村的调干生，从田间地头一步步走向了火箭发射架，他就是吴天元。
1952年，吴天元被组织选中，前往华东工业部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后为上海理工大学）学习工业技术，这是他“从农村干部转为工业技术干部的一大转折点”。1955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技术基础雄厚的上海柴油机厂。1958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上海柴油机厂被委以研制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系统的重任，年轻的吴天元，因其扎实的技术功底和党员身份，被选中参与这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事业。
然而，研制之路并非坦途。最初团队意气风发，目标直指大型T-5火箭，但受限于当时薄弱的工业基础，奋战一年后宣告下马。团队总结经验，转向“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的务实路径，开始研制小型T-7模型火箭及其正式型号T-7。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吴天元和同事们发扬了“蚂蚁啃骨头”的原始创新精神：没有大型液压设备，不锈钢推力室内外壁无法整体拉伸成型，他们分段加工再精密焊接；没有龙门刨床，他们用手锤和凿子，一锤一凿地凿削出三角形发射架的导轨；没有吊车和重型机械，他们最原始的三角架吊装法，硬是靠人拉肩扛，将发射架成功竖立……
1960年2月19日，凝聚了无数心血的T-7M火箭首次发射成功，虽然只飞行了8公里，却标志着中国在探空火箭技术上的突破性进展。同年5月，毛泽东主席视察上海，亲临参观T-7M火箭。当了解到这项成果背后的故事，主席说道：“了不起！”
这句话，成为吴天元等所有参与者毕生珍藏的最高荣誉和动力源泉。
1960年毛泽东主席视察上海，亲临参观T-7M火箭
没有名字的三十年：他，沥血成歌
1930年孙以平出生于江苏沭阳吴集乡竹园村和庄——一个被他称为“江苏最穷最穷的地方”。这个苏北农村的孩子，后来的人生轨迹却与新中国最尖端的国防事业紧紧相连。
1955年从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毕业后，孙以平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他没有像许多同学那样进入常规工厂，而是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前往青海金银滩草原，参与建设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代号“二二一厂”。
初到基地的三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1960年，基地有8个月没有任何蔬菜和肉类供应，每月只有22斤的粗粮。在这样的环境中，3500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因各种原因离开，孙以平坚持了下来、工作了整整三十年。期间他与死神五次擦肩而过，却四次救人性命。饥寒、水火、辐射……每一次危险都考验着这位核工业先驱的意志。他把这三十年的工作概括为“饥寒水火拼命干”，朴素的话语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与奉献。
国魂团队树精英。校友相聚时，孙以平把那枚“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荣誉证章，带回了母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或许，对他而言，三十年隐姓埋名的坚守，不过是履行了一个共和国建设者的本分。
孙以平的部分奖章与奖状
被定格的22岁：他，在熊熊烈火中守护着精神的火种
纪念册用沉重的笔墨，为两位年轻的生命树立了丰碑。
张培德和沈熊成——这两位同属锅305班的青年，在1955年夏天与另外18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国家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的哈尔滨锅炉厂。他们怀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共同信念，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1957年4月23日，工厂筹建的煤气站发生异常，1号洗涤塔冷循环水系统出现堵塞，作为值班长，沈熊成按照规程进行了检查。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苏联专家提出的抬高水封排水管建议导致了一个工程缺陷——当进水不稳时，管道内会形成虹吸效应，水封自动失效，煤气悄无声息地窜入后续设备。沈熊成，最后倒在一氧化碳弥漫的煤气洗涤塔内……
而当年班里的第一批党员，毕业即任哈尔滨锅炉厂车间党支部书记的张培德，在事故发生后，在浓烟和可能发生爆炸的极度危险中，第一个冲进火海，试图抢救国家财产和被困人员……
他们本可选择生，又是什么让他们冲向死亡？答案或许写在母校的校训墙上，定格的22岁青春，为“厚德载物”写下了最悲壮、最炽热的注脚。在危急关头用生命践行的誓言：“报效祖国”不是口号，是随时准备为保护国家财产献出一切的觉悟！
沈熊成最后的照片
一生一事一坚守：他们，为“报国”写下多元注脚
这本纪念册里，火箭与原子弹里闪耀着熠熠生辉的锋芒，熊熊烈火中矗立着永恒的灯塔，但新中国制造业坚实而广泛的基座里蕴藏着更多人的故事……
张盛昌，辗转昆明、南京、大别山、安庆、珠海、香港六座城市，从三线军工到改革开放前沿，从计划经济到国际市场……辗转六座城市，经历三种社会制度，他在每个岗位上都做到了“出效益、出经验、出人材”。
杨茂土，四十年如一日深耕柴油机领域，从青年技术员成长为全国劳动模范。他获得的两项国家专利，解决了行业关键技术难题。“一生一事，一事一生”是他的信条，也是那一代技术人员的共同坚守。
陆学宣，白天是解决技术难题的工业专家，夜晚是挥毫泼墨的书法家。当他的工业产品代表国家赴德国展销时，他的书法作品也正被各国收藏家珍藏。“实业报国”在他身上有了双重含义，证明技术工作同样可以充满人文情怀。
邵威才，本为赴苏翻译做准备，却因中苏关系破裂转入汽轮机行业。然而正是这段俄语学习经历，让他在援助阿尔巴尼亚电站建设时大显身手，出色完成整套技术资料翻译。
林腾飞，从被分配到铅丝厂的“大材小用”，到荣获三项上海市大奖的“连中三元”，他从未抱怨环境，只在每个岗位做到极致。“是金子总会发光”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从东北雪原到南海之滨，从戈壁深处到国际都市，他们用足迹连成的，正是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血脉网络。
七十载岁月：他们，让校训精神在执手间薪火相传
什么是“高机精神”？
校友张礼在感言中写道：“古人有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窃以为这就是高机精神！我们三年来日日受其熏陶，时时受其教育……简言之，就是‘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这份深深植根于制造业报国情怀的精神，被“高机”学子带到了祖国每一个需要的角落：1955年8月的最后一天，一辆辆卡车将这批青年送往上海北站；一列列火车将他们运往江河湖海、深山戈壁、科研一线与生产前沿……他们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卓越工程师”——不仅是技术的精通者，更是将个人理想熔铸于国家需求的践行者。
2025年，当94岁的老师施安福与88岁的学生沈新双手紧握，一声熟悉的姓名、一串准确的学号，瞬间唤醒了教育的永恒温度。从课堂上的机构学原理，到戈壁滩上的火箭发射架；从黑板上的热力学公式，到原子弹基地的沥血岁月——这所始终扎根中国制造业的学校，培养的从来不只是技术员，更是心怀家国、肩扛使命的行业脊梁。
沈新与施安福老师合影
“我们班健在的仁兄，个个都甚是了得。”张礼这句评价虽然简短，但却凝聚着一所高等学府最引以为傲的育人成果：他们不仅在图纸与车间里解决了技术难题，更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刻扛起了时代重任。
七十年过去了，从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到上海理工大学，变化的是名称与规模，不变的是对制造业人才培养的坚守。当二十余位九旬学长重返母校，他们传递的不仅是个人的奋斗火种，更展现了一幅用青春绘就的“实业报国”长卷。如今，这幅画卷正在新一代上理学子手中接力描绘——在先进制造实验室里，在重大科研项目中，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征程上。
2025年55届校友庆祝毕业70周年
【延伸阅读】
跨越七十载 情系上理园：上理工能动学院动力机校55届校友毕业70周年再聚首
https://www.usst.edu.cn/2025/1022/c934a65504/page.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