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全党全国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日前，由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理论研讨会”在上海社科院举行。与会专家学者聚焦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
中国发展的变与不变
方松华
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精髓在于“大道至简”，讲究“道一以贯之”。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也可以从“中国发展的变与不变”这一脉络入手。
发展路径之变与旨归的不变
百年中国道路，追求的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之路，因此，发展成为近现代中国的第一要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旨在“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拨乱反正，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尔后，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十九大“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和此次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都体现着中国发展观的与时俱进。但是，归根结底，如何发展只是过程和路径，并不是目标和旨归。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到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发展的目标和旨归始终是“人民至上”。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从最初的粗放型发展，到经过反思后的科学发展，再到“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发展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政治生态正不断改善，而发展的精髓也从财富、器物层面回归到永恒不变的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价值层面。
问题导向之变与价值导向的不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开始引入问题导向。十九届五中全会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直面中国的实际，提出了当下中国亟须破解的困难、短板与问题，特别是用比较大的篇幅指出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这种直面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难点问题、困难和短板的表述，在党的历史文件中还是比较少见的。由此，全会提出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的破解之道。在这些“变”的背后，一以贯之的“人民至上”理念仍然是不变的价值导向，通过“以人民为中心”这个不变来应对问题导向之变与外部世界之变。
当下发展环境之变与未来远景的不变
全会指出，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同时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特别是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在指明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同时，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国内整体向好的格局不变。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会仍然坚持“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提出2035年远景目标：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面对当下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全会坚持未来远景的不变，进一步彰显出中国在新时代砥砺前行、奋发有为，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推向前进的决心。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主义属性
孙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阐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时，明确提出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容。如果将其同社会形态联系起来，它应该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必然体现。
社会主义是通过革命和改革逐步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的。革命和改革，提供的是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性基础。但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都是在比较落后的发展状态下起步的，所以不能简单地把社会主义的发展统称为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创新中的不断完善，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动力。当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发展需要满足更加多样化、高层次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则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全会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本身就包蕴着社会主义的价值内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发展必然聚焦的问题，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体现社会主义的属性。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具有这样的质量，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发展的高速度，另一方面也深刻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发展的不均衡、不和谐问题。一直到今天，无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什么样的发展成就，它始终难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这是与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相冲突的。
社会发展中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问题上的重大贡献在于：较好破解了高速度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公平问题。其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制度体系驾驭了市场经济，使其既能够高效率地配置资源，提供强劲的社会发展动力，又能够遏制市场失灵，维系好社会公平。精准扶贫和全面小康，正是高质量发展的伟大战役和历史性成就，在人类历史上谱写了崭新篇章。
中国提出的五大新发展理念，是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指导和基本原则，本身具有极为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
创新发展体现了对唯物史观社会分析和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弘扬。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社会革命就是通过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造，促进生产力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创新是革命在新的时代进程中的推进，它意味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本变革后，还需要不断地进行完善，并且把制度的创新扩展到社会发展的诸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革命—改革—创新”形成了唯物史观把握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历史进程。
协调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资本主义不可摆脱的内在矛盾，实际上是社会发展不协调的极端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通过制度重塑，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各领域、各方面协调发展，这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是对现代化普遍挑战的回应。把协调发展凸显出来，标志着对现代化规律认识的深化。
绿色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发展面临的挑战归结为“两个和解”的基本命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率先从理论上确立了人类社会发展必须解决的基本矛盾。在破解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社会主义绿色发展的优势在于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上夯实绿色发展之路。
开放发展是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孕育出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最早科学、系统地阐述了“世界历史”的思想。他们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必然与世界历史紧密相连，离开了世界历史，“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不仅在于认识到开放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更在于能够在不同制度、文化的交锋交融交流中，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并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共享发展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对美好社会追求的核心内容。科学社会主义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阐述清楚了为什么缺少共享以及怎样才能够实现共享。因此，共享发展是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追求和辨别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作者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是紧迫任务
沈桂龙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充分肯定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绩，高度评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向全党、全国人民勾画了中国未来五年乃至十五年发展的美好蓝图，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十四五”期间，创新驱动发展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是实现创新型国家远景目标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创新驱动发展为何重要
创新驱动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保障。十九届五中全会光荣宣告：“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回顾小康社会的奋斗历程，党中央始终给予有力支撑并不断努力强化的就是更高的创新能力与水平，坚持用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努力用创新成果巩固和发展中国经济。“十三五”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八大提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十九大强调“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都将创新驱动发展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更突出位置，旨在以创新驱动发展实现更大经济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保障。
创新驱动发展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全面起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两步走”战略：第一个阶段，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举措，也为下一阶段目标的制定和任务的实施提供了基础，引领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全面起航。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到2035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可见，创新驱动发展本身也蕴含在新征程所坚持的目标当中。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日本和韩国作为创新发展的典型“优等生”，不断加大科技和研发投入，努力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用高科技产品开拓国内外市场。前者人均GDP从3000美元到10000美元用了12年时间，后者从3000美元到11469美元只用了8年时间。反观菲律宾、马来西亚和阿根廷这些几十年没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未能坚持并成功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是其停留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关键原因之一。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对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国已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同时也指出目前的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未来五年创新驱动发展的任务已经十分明确，关键是能不能有效实施、成功推进，这对于未来十五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至关重要。低质量发展与现代化特征不相容，而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使创新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
补好创新短板，避免战略迷失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清醒认识目前存在的短板。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这既表现在国际专利申请方面，也表现在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核心专利方面，还表现在产业领域专利布局的平衡性方面。更重要的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专利申请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这些短板会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在大国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更是凸显其严重的制约。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这要求在对短板有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赶上乃至超过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创新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未来五年的科技创新发展任重道远、刻不容缓。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应力求避免技术发展的战略迷失风险。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律表明，在长周期衰退和萧条的转换阶段，往往伴随着众多技术创新，并诞生出可以大规模产业化的标志性技术，这也是当下各国纷纷出台创新战略和计划的内在原因。能不能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并在产业革命中率先走出衰退和萧条，进入经济发展的新一轮回升期，对于我国能否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具有决定性意义。为此，应避免技术发展战略迷失风险，即技术选择的方向性错误、技术跟随的自我平庸化和产业技术的低端锁定三大风险。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加快构建新型城镇化分工体系
朱建江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当前，我国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型城镇化分工体系。
我国城镇化运作主体主要有两大类，即大城市（包括超大、特大、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小城镇（包括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特色小镇等）。大城市的主要历史使命是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市场的循环和国际竞争，其价值取向是国际化；中小城市小城镇的主要历史使命是参与国内市场的拓展和循环，其价值取向是国内区域化。
我国大城市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要职能
首先，要强化大城市的科技创新职能。在我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位于中等规模以上的城市空间，绝大部分是位于大城市空间范围内。国内外的科技创新实证研究表明，科技创新几乎都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科技创新是我国大城市特有的、应有的职能，未来时间段里，我国大城市的集聚功能应该主要聚焦在科技创新上。大城市的科技创新职能应当通过城市的功能结构和经济结构来支撑。在城市功能结构上，应当形成以科技创新功能为优先次序，由科技、制造业、文化、贸易、航运、金融等构成的城市功能结构；在城市经济结构上，应当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为先导的产业结构和以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总部、创新创业中小企业为先导的企业结构。
其次，要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根据城市规模结构理论，大城市过多过大，中等城市小城市过少过小，既是城乡区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表现，也是城乡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原因。因此，优化我国城市规模结构和数量结构，发展中小城市小城镇是解决我国城乡区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我国完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方向之一。
我国中小城市小城镇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要职能
从我国可扩大内需的主要领域和城镇化的实践看，中等城市扩展、特大镇改市、小城镇发展、特色小镇建设和乡村振兴五个方面，是我国推动国内循环和扩大内需的城镇化运作主体。
一是中等城市扩展。目前我国有县市1881个，每个地级城市平均覆盖6.39个县市。根据需要可将我国地级行政性城市所在城区发展为中等城市。二是特大镇改市。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到2015年底，我国镇区常住人口超过5万人的特大镇共有1123个，其中镇区常住人口超过10万人的有238个。1123个特大镇改为小城市，将带来巨额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三是小城镇建设。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公布的数据，到2016年末，全国共有31925个乡镇，其中镇20844个，乡11081个，可以推进这3万多个小城镇建设。四是特色小镇建设。据统计，目前全国特色小镇总计划数量已超过1500个，加上住建部此前发布的403个特色小镇，今后全国将会出现近2000个特色小镇。特色小镇为我国乡村振兴和小城镇发展找到了实现路径。五是乡村振兴。根据全国3次农业普查公报，截至2016年12月31日，我国共有建制村596450个，自然村3170000个。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将带来巨额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中小城市小城镇扩大内需，需要各级城市扩散功能的发挥以及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配置。总体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的是农村支持城市、落后地区支持发达地区的发展道路。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前中期，这条道路是正确的；但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的中后期，如果始终是要素由农村单向流向城市，特别是流向大城市，这势必造成等级越高、规模越大或区位越好的城镇化平台得到发展，而等级越低、规模越小、区位越差的城镇化平台将逐步衰退，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城乡区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因此，在工业化、城镇化的中后期，我国需要通过对等级相对较低的城镇化运作平台实施保护政策，促进不同等级城镇化运作平台的要素双向流动，来实现城乡区域平衡充分发展。这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容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推动长三角高质量绿色发展
金瑶梅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针对如何推动绿色发展进行了重点论述，强调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在我们即将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历史时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进一步强调贯彻落实绿色发展新理念，再次唤起了我们对美丽中国的美好憧憬和对美好生活的迫切向往。
优美生态环境是小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适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15周年，又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小康”体现的是发展的水平，“全面”强调的则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当下时代语境中的“小康”，不仅直指人民物质生活上的富裕程度，更寓意人们精神生活上的富足，而精神生活能否得到满足，生态环境的整洁、美丽、宜居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十三五”期间，我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生态环境保卫战。大力推动构建优美和谐的生态示范区，打造“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集约型”的生态空间格局，全国各地不断涌现一批又一批的生态新高地。以上海、浙江及江苏三省交界处设置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例，示范区将生态环境保护置于优先地位，强化跨省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不搞集中连片式开发，大力保护水生态，统筹好生态、生产和生活三大空间，开辟了“两核、两轴、三组团”功能布局区。目前，坚持区域绿色一体化发展的成效已初步显现。
以高质量绿色发展更好绘就长三角一体化建设蓝图
当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一项牵涉面广泛、需要多方合作出力的系统性、长期性工程，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变数，在实际推行过程中难免会遭遇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与压力。具体来说，少数人群在生态环保方面的意识有待进一步强化，一些企业在绿色转型升级、清洁生产方面的观念有待更新，个别部门在提升地方绿色治理效能方面的途径有待拓宽，某些区域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优化，当前我国的部分生态法律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等。
对于长三角区域而言，生态环境保护主要存在以下难点：一是长三角区域现有的生态环境政策和标准存在差异。尽管经过协调治理探索，长三角部分地区已经形成有利于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然而从整体上看，仍缺乏统一规划，区域合作不够充分，区域间协同体制机制和政策标准仍有待统一。二是长三角区域生态绿色一体化总体框架设计和举措有待清晰。多年来，长三角毗邻地区在绿色协同发展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而长三角非相邻地区之间仍然缺乏一体化协同合作的地理优势和人文传统优势，区域各自为战的情况仍然存在。三是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有待优化。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贡献强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单位国土面积资源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强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仍面临多种困境。
以高质量绿色发展更好绘就长三角一体化建设蓝图，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上海要发挥引领作用，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生命共同体理念，加强生态教育，更好凝聚区域一体化绿色发展的共识。二是进一步完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体制机制，三省一市要协同并进，建立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的长效联动体制、机制，并使其真正发挥实效。三是围绕重点领域，开展跨界协同治理实践，通过抓住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治理等关键领域，顺利推进区域生态绿色重点工作，带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和水平。四是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协同推进区域高质量一体化绿色发展，在注意发挥上海引领作用的同时，促进其他三省各扬所长。
（作者为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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