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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全国首例!上海高校成功应用AED抢救心脏骤停学生
发布时间:2017-11-15   浏览次数:

10月17日,突发意识障碍的上理工大四学生李想在学校操场倒下了。

 

上海理工大学大四学生李想(化名)醒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原来是自动体外除颤仪(以下简称:AED)拯救了他的生命。

10月17日下午,装配在上海理工大学校区的AED成功救治这位在操场突发心脏骤停的学生。据了解,这是上海市在推行AED校园试点项目后的第一个成功案例,也是全国高校校园内AED急救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南都记者获悉,近年来亚太地区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而中国心律失常患者约有两千万人,每年约54万人心脏性猝死。操作简单、安全的AED却处于尴尬境地。“目前,(AED)在我国却处于‘没得用’‘没人会用’‘没人敢用’的‘三无’状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曾表示。

在患者心脏骤停后的“黄金4分钟”, 最佳的急救措施是心肺复苏(CPR)配合使用AED进行除颤。然而在普及“救命神器”AED的路上遇到的困境,让我们在心脏拯救比赛中,屡屡输给死神。这让每一个公众,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的公共急救服务与自身的意识。

突发心脏骤停获AED救助
 
10月24日,上海理工大学大四学生李想迈步走出上海新华医院,深吸了一口迎面而来的秋日空气。此刻的他看起来和他的同学们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谁也不曾想过,一周前的他经历了一场生死营救。

10月17日下午,李想正在参加学校体育部的体质测试,测试项目为1000米跑。在离终点还有50米的时候,他倒了下来,“那天发生什么全都忘记了”李想告诉南都记者。刚结束田径队训练的体育部老师丁昆注意到异常,迅速跑到李想身边,只见他面部朝下,没有自主起来的意识,丁昆缓慢地将他翻转过来,使其平躺防止呼吸不畅并通知校医。

校卫生科科长李长琳医生迅速赶到现场,见李想瞳孔散大、意识丧失、无自主呼吸、颈动脉搏动消失,几秒钟预判,李长琳当即决定对其实施人工心肺复苏抢救。同时,她向丁昆喊道,“快!打120,取来AED!”不到一分钟,丁昆就从体育教学部取来了AED,接着继续协助李医生抢救,把李想口中的呕吐物抠出来,然后对他进行人工呼吸。

李想被送入新华医院急诊抢救室的入室病史记录,主诉“突发意识障碍28分钟”。

 

自动分析心率,电击除颤

时间以秒计算滴答滴答地过去,在抢救的黄金时间里,不容迟疑。这个时候,李想出现了更令人担忧的状况,他由于心脏骤停发生了室颤(备注:室颤,又名心室扑动和颤动,是快速导致患者死亡的心律失常,而且极少能自行中止)。李长琳随即启动演习了多次的AED。

给李想贴上电极,两块电极板分别贴在右胸上部和左胸左乳头外侧,然后将电极板插头插入AED主机插孔,仪器开始分析心率。当AED显示到16:24:43时,AED分析出结果并提示“建议电击”,面对充电到200焦耳的仪器,李长琳毫不犹豫按下了电击按钮,AED实时电击。李想随着电击身体震动了一下。到了16:25:08时,机器显示屏上显示正常心电图波形,他恢复窦性心律。

AED的数据记录反映了李想在抢救时的心率变化。

 

从赶至现场到等来救护车,李长琳与丁昆通力配合,持续抢救了整整15分钟。当120救护车最终赶到,并将这位同学抬上担架病奔赴医院之后,许多老师仍然聚集在体育部会议室中不肯离去。直到晚上10点多,李想在医院恢复意识的消息传来,李长琳高兴地跳了起来。“大家都很担心这位同学有没有醒过来,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李长琳说。

南都记者在李想后来入院的放射诊断报告中看到,诊断为“意识丧失”“多脏器损伤”“癫痫”。事后李长琳对南都记者介绍,这也是她第一次在真人上使用AED,“我们都经过培训。发生心脏骤停的时候,要第一时间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并配合使用AED,这样效果才是最好的。”

这台位于上海理工大学体育部的AED,拯救了李想的生命。

中国每10万人配有不到1台

AED,又称“自动体外除颤仪”,是一种普通公众也可以掌握操作的“傻瓜式”医疗设备,能帮助心脏骤停、心室颤动的病人恢复心率。手动除颤仪最早于1979年在美国用于临床;1999年自动体外除颤仪(AED)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总局批准非医务人员使用,并逐渐普及至公共场合;2004年,全美各州已基本完善了AED公共化配置和使用立法工作,实现了全国范围内AED公共场的社会化覆盖。

我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4》显示,每年我国心脏性猝死发病人数超过54万,相当于每分钟约有1人发生心脏性猝死。2016年,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在北京地铁突发意识丧失去世,春雨医生创始人张锐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令社会震惊和叹息。

有统计显示,70%的猝死等急症发生于家中、公共场所等医院以外的地点,65%死于发病后15分钟内。如果第一目击者会急救技能且在4分钟内及时实施心肺复苏术,救活率可达到50%,而超过这一时间,每延迟1分钟,抢救成功率会下降7%至10%。由于交通状况等原因,急救车在4分钟内很难到达现场,而AED则可以弥补这个缺失。

深圳迈瑞公司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生产AED的公司,其业内人士李光阳告诉南都记者,包括进口的,中国目前已配备的AED设备数量估计在一万多台左右,分布在医院和其他公共场所。根据资料显示,每10万人配有AED的数量,美国为317台,日本为235台,而中国连1台都不到。“中国还是在起步阶段。”李光阳说。

 

“没得用”“没人会用”“没人敢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在2016年两会期间表示,“目前,(AED)在我国却处于‘没的用’‘没人会用’‘没人敢用’的‘三无‘状态。”

AED的价格问题,是被认为普及难的重要因素之一。李光阳介绍,目前,AED的市场价在3万元左右,自2013年国产AED诞生,我国AED市场价下降明显。“主要是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对在公共场所安装AED的理念和价格容易接受一些。

据了解,2006年前后,AED进入我国,公共场所开始配置AED。目前,北京上海两地有记录的将近2000台。大连、杭州、南京、海口、深圳等少数城市的公共场所配有少量AED。“想让AED跟美国、日本一样普及,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毕竟不是所有城市都像一线城市那样经济发达,如果要在全中国普及,这个价格是需要降下来的。”李光阳认为。

解决“有”的问题,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应用上我们似乎面临更大的挑战。目前AED在我国还被当作“医疗器械”,只能医护人员操作。事实上,AED其实是“傻瓜式”设备,使用不需要任何培训,上手十分简单。南都记者发现,只要把电极片贴在病人胸口,AED会自动分析病人的心电图,如果需要除颤就会自动充电电击除颤,如果是其他病状,AED也不会充电,全程都有语音提示。

这样的一个“救命神器”,除了通过培训让市民“会用”之外,市民敢不敢用还是一个问题。有律师分析称,市民使用了AED,会担心如果出现问题会不会被人讹,会不会卷入民事纠纷。

 

安装在深圳宝安机场的AED。


“好人法”落地,深圳将新增5000台AED

2016年两会期间,为提高我国心源性猝死患者抢救成功率,参照国际相关经验和做法,郭长江从三个方面向国务院法制办和国家卫计委提出具体建议。

一是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支持公众使用AED。在机场、车站、商场、体育场馆、影剧院等公共场所配置AED,规定在紧急情况下,经培训的非医务人员可以使用AED进行急救;按照操作规范进行急救出现意外,救护者不承担法律责任。

二是发挥红十字会开展群众性救护培训的优势,大力开展AED和心肺复苏的普及性培训,使更多人掌握AED使用方法。

三是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推广普及AED。通过政府财政投入、社会捐赠、商业运作等多种渠道解决配置AED的经费问题,与安置单位和生产企业明确责任,保证AED日常维护和正常运转;并制定相关政策,对使用AED施救的群众予以表彰和奖励。

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4条于今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善意救助者责任豁免规则,被称作“好人法”,其用意是鼓励善意救助伤病的高尚行为。《民法总则》在今年10月正式实施。

南都于近日报道,深圳市卫生计生委表示已组织专家起草制定《深圳市“十三五”AED配置使用实施方案》,并设立财政专款,分年度公开招标采购5000台AED,逐步配置在深圳市各区有代表性的公共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同时,按1∶10的比例为属地培训5万名初级救护员。

李光阳认为,AED的使用,接受培训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剥夺好心人救人的权利。“在实践中,只有接受培训的人才敢去救人,没有接受培训救的,只要不是恶意也应该受法律保护。”他分析道,“因为救才可能有机会,不救就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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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源:南方都市报